我的语言就是我世界的疆界

 

迄今为止并非所有的疾病都能被治愈，有些疾病会被彻底消灭，新的又会不断出现，但现代医学的发达昌明无疑是人类的福音。人们在接受现代医学的惠赐的同时，对疾病的认识便集体性地受到了医学观念的“毒害”，使得疾病在我们社会中的文化意义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意味深长的改变：疾病被置于现代科学的审视与治疗之下，它是精确的医学术语描述的对象，是各种药物使用的对象，也是冷冰冰的医疗器械施展的对象。

似乎人与疾病的关系简单、明了、势不两立、除之而后快。但是，普通人对疾病负面而呆板的知识，仅仅在 “显意识”层面上起作用，而人类曾经有过的各种匪夷所思的想象：是上帝的惩罚，是道德的缺陷，是妖魔入侵……等等，仍然长期存留在潜意识当中。一条完全进化了的狗也不免在月圆之夜记忆起祖先狼对月长嚎的野性，人类以往对疾病的“胡思乱想”也会不时浮现——在现代语言中类似于“病魔”这样的修辞就是某种远古天真想象的残存遗迹。在人心底，病始终还是一种莫名其妙，充满神秘意味的无形之物。在这里，令人恐慌或者迷人的疾病与医学的精确有效无涉，而是关乎于情感微妙的悸动。

对于爱情而言，疾病在大多时候是邪恶的、危险的潜在威胁；对于伟大的爱情而言，则最好是一场瘟疫的考验。所以，一个常盛不衰的句式——“瘟疫时期的爱情”被充满想象力地反复地使用（尽管马尔克斯那部小说中的“霍乱”只不过是爱情的隐晦比喻和模糊而遥远的陪衬）。香港曾经有个著名的乐队 “达明一派” ，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一首极其唯美的歌《爱在瘟疫蔓延时》：

风吹草动荡满天/风声凄厉伴鹤泪/心即使浪漫似烟/风沙掩面愿躺下睡……

独舞疲倦，倦看苍生也倦/惧怕中葬身无情深渊/独舞凌乱，乱叫吼心更乱/在哪天这地悠然共对……

这与其说是在述说瘟疫肆虐时候的荒凉恐怖，不如是迷恋那种天地肃杀，末世般的凄美。瘟疫时期的爱情，显得迷幻而绝望。此时需要爱情的魔力，让一对恋人在满目怆凉中突围而出，或者甜蜜地毁灭于灾难的深渊。

南朝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有一则故事，说的是世家公子荀桀新娶了一名门闺秀，二人整日形影不离，感情甚笃。可是那时流感肆虐，有人染上定是无药可救。不幸，新妇得了流感，整日高烧不止，眼看是不行了。荀桀是个痴情而荒唐的人，一贯被人认为沉溺情感而无法自拔。他在大寒冬里脱掉衣服到庭院中，让寒风彻底冷却自己的身体，然后回到屋里紧紧赤身搂抱自己的爱人，企图用自己的身体帮助她散热退烧。几日过去，妻子的病没有因为这种浪漫疗法而痊愈，荀桀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流感，双双撒手人寰。生命逝去而爱情永恒，这是那个优雅又放浪的时代关于爱情的经典理解，瘟疫反而使之成为千古绝唱。

几年前，一部法国场面宏大的巨片《屋顶上的骑兵》，却赋予一场瘟疫时期的爱情传奇以英雄史诗般的历程。一位意大利的贵族，流亡法国的年轻革命者安杰罗，整日躲避敌人的追杀。没有比这更适合一场浪漫爱情发生了。在法国南部，他遇上了，爱上了美丽的伯爵夫人波琳娜。他们的浪漫邂逅后随即陷入了一次突如其来的瘟疫中，于是他们共同在这场尸骨成堆的瘟疫中逃亡，躲避卫兵的盘查，躲避病毒感染，躲避人群中弥漫的恐慌。一次次他骑马赶到，将她拯救而出，驱马绝尘而去。最高潮的一幕，波琳娜终于被瘟疫感染，全身抽搐，生命垂危的当口，安杰罗撕破她的衣衫，用威士忌喷洒她的身体，奋力替她按摩全身。男主角的手仿佛在操作一种仪式，“生命拯救”与“性的爱抚”的双重意味使得这一段完全由肢体动作完成的场面既充满英雄主义的亢奋，又无比香艳动人。最终，美丽的女人终于被他亲手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爱情获得义无反顾的胜利。这一情节的也许是基于某种集体无意识：对疾病最好的疗方，是爱人的坚强与献身。如同片中的一句台词，“我母亲总是说我不够疯狂”，于是他就如此疯狂。而今天，少年只会把自己的恋人送到那些冷漠的医生手里，挂号、检查、处方、点滴，医疗程序有条不紊，浪漫却荡然无存，那个在一旁焦急的少年必定手足无措，呆若木鸡。

疾病，有时候并不都是瘟疫那般恐怖，而是给患病者带上独特迷人的气质。当代人一定无法理解，肺结核、癫痫会在十七到十九世纪间的欧洲被认为是某种忧郁而优雅的人格所导致，——大诗人雪莱、济慈都是肺病患者，而据说拜伦居然十分憧憬自己能染上肺病。甚至梅毒，这种后来被认为不道德的疾病，竟更是倾向于诗人的颓废、敏感和灵性。

在人们所书写的传统爱情中，常常有一个受到长期疾病困扰的柔弱女子，居住在幽闭的空间，等待爱情的来临。任何中国人都定会熟悉一个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 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这是才情绝代的林黛玉，若在今人眼里，则显然是久病缠身不健康状，然而她的形象，以及与其病态相辅相成的敏感性情、缠绵爱恋，就如一个横亘不去的原型，长期藏匿在中国男性、中国文化对女性的审美核心当中，无可回避。

西方对这类疾病气质的沉溺，也弥漫在法国作家小仲马的歌剧《茶花女》中，剧中美丽女主角薇奥莱也得了肺结核，爱情的波折始终伴随着病情的起伏，她最终在她情人阿尔佛雷多的怀中，或许，没有肺病，就没有她这般的美丽凄婉。

在这些对疾病与爱情的经典表达程式之外，最为诡异而令人困惑的是，疾病有时竟会如一种催情的迷药，刹那间直击人的本能，使其绽放出欲望之花。1930年代，一位年轻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曾经在上海这个如梦幻般的大都市，写出过让今天的“某某一代”的时髦作家都瞠目结舌的欲望故事。他的小说《白金女体雕像》，叙述了中年而平庸的“谢医师”在他的私人诊所给一个患有“失眠，胃口呆滞，贫血，神经衰弱，患初期肺病的”年轻女人看病的所经历的意乱情迷。女病人进入诊所，谢医师就被她“白金似的肌肤，梦话似的声音”莫名其妙地诱惑了，等到她脱了衣服躺到解剖床上去后，她白金塑像般的身体如同女神般光彩照人，令谢医生几乎完全大脑失控，“残艳的，肺病质”的身体竟然如此具有征服力，让中年的谢医师变得焦灼而兴奋不安。他在心里微微呻吟：

“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异味，没有人性的女体……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

物欲横行的现代大都市中，任何惯常的爱情都显得荒诞不经，反而是那个“冷静的”，“诡秘的”，“没有感觉似的”患病的身体，如同这个城市的内心一样，撩拨，刺激和馈赠着真诚的欲望。这是另一种惨淡而妖艳的美丽，类似于波德莱尔，在巴黎荒淫无耻的废墟上，惊喜地发现了恶之花。

其实，爱情在身体上制造的各种快乐和痛苦，本身就与疾病症状相仿。当男人爱上女人或女人爱上男人，不安的状态，是急性心脏病的典型病征或者是急性肺炎；当自己的爱人被人横刀夺爱，肾上腺激素分泌水平会立马上扬，其妒意，类似于狂躁症和心血管疾病；而失恋，是厌食症或肠胃功能紊乱、失眠和甲状腺功能亢进，是抑郁和贫血；更为综合的症状莫过于“为伊消得人憔悴”，一种心理与生理俱遭重创，已经病入膏肓的绝症。这是一个经典的名词：相思病——最出名的就是歌德笔下那个害相思病致死的烦恼的“少年维特”，他曾经让我们的父辈，乃至父辈的父辈们一同感喟。

只是，所谓“相思病”，更适合于那些个通讯交流手段十分不便的古典时代，爱只有在得失间疼痛如疾病的折磨，才会刻骨铭心。手机或电脑网络，让现代爱情的方式变得直截了当或游戏似的轻松，如预防针一般，将相思病提前祛除。于是，即使我们无数次爱过，却在记忆中永远都无法打捞出，那种“患”得“患”失的甜美。

 

把一些东西深深隐瞒，用另一种方式将其泄漏，我们人类的文化总是如此犹疑不决。人类的耻感起作用后，第一步的行为就是对女性器官的掩饰，但似乎又心有不甘地召回。性器消失以后，“唇”便是遗留下来的线索、象征和合法性替代。

嘴唇毫无遮掩地袒露在外，其道德合法性在于它在生理上远离了生殖功能，却占据了每日维持生命的进食活动最外通道。然而嘴唇却对此项有益身体的活动毫无实际的功用，它在其中的运动仅仅是一个虚拟的步骤。而微笑、愤怒、伤心或者诱惑地弯曲的时候，唇才真正袒露自己的角色——其实它只是涉及表情的器官，或者说它涉及性感。

嘴唇的性感意味不仅仅来自于与女性器官相似的外观，而是它确凿地提供了一个通向身体内部的想象。唇的开启与闭合，身体神秘混沌的内部出现了征兆与端倪，人们企图从嘴唇色泽、形态与变化中看到，那个令人向往的躯体的娇嗔、喘息和隐秘欲望的涌动。所以，“唇”始终是悬挂在人类文化历史当中的性感意象。

不知何时起，打量的目光开始向他人的嘴唇投射。在《圣经》的“雅歌”中，唇已经有了观看与品尝的可能：“我的爱人,你的嘴唇滴蜜”， “他的嘴唇像百合花……”，而中国文化也始终将“樱桃小口”这样色香兼备的趣味给予了女人的嘴唇。当聆听着宋词穿越千年而来的优雅吟唱，我们发现，一种被固定的抒情节奏，一定起源于古代某个多情的男子对他所爱的女人嘴唇的渴望——因为在那些叫“词牌”的程式中，曾经有一个香艳的名称，叫“点绛唇”。

在所有关乎唇的观感中，唇的颜色直接把生命枯荣的讯息传递在外。从少女的鲜艳娇嫩的唇色到年老妇人的干枯黯淡，与花期经历类似的进程。这不仅仅是年龄留下的痕迹，而是生命欲望充盈或衰败的区别。很显然，对于纳博科夫来说，那个有着“水蛭”般嘴唇的妇人诱惑力与少女洛丽塔“鲜亮、粉色”的嘴唇不可同日而语，自然我们会深表同意。

不过奇怪的是，往往出现在你眼中的嘴唇并非是它原始色泽（即使是面对你的爱人），而是一种人工施与的美学幻觉——口红。其实从两千年前的汉代以来，人们再也无法判别嘴唇的真实颜色。这是嘴唇所承受的悖论，如同身体始终是欲望的焦点，但时装最终却成了僭主。曾经有一种普世性的颜色约束着女人的嘴唇，它是红色的。红色，尤其是具有血一般的红唇，总能获得男性的格外青睐，据说这是因为动物嗜血的本能总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蛰伏于人们的心灵中，并总能激发男人的欲望。有个男人曾经在一部电影里对简·方达说过：“人们并不怕你的红嘴唇，他们怕的是你的红嘴唇代表的东西。”

固然今天的口红早已向各种暧昧中性的颜色大胆挺进，甚至还有极端现代主义意味的，冷峻的黑铁色、粉白色之类，但是一种基本的关系没有改变——通过一种可以选择的颜色，嘴唇成为它想成为的角色。要么表演，要么被人淡忘。所以在颓靡城市的角落里，一贯表演着寂寥的王菲唱着“嘴唇挑选颜色， 感情寻找它的模特”。

唇形远比唇色更具有直呈事实的坦率。在一切前现代的文化类型中，淑女的唇形永远是薄而小的。现代主义艺术发生前的肖像画中，女主角薄薄的嘴唇表征着对情欲严加节制的文化观念，而“樱桃小口”、“朱唇一点桃花殷”的东方趣味将女人的情欲出口缩减成为微不足道的，男性可以控制的一点点。但是欲望高涨的20世纪使丰满厚重的唇形大行于人们的视界里。同时，厚唇的人种学依据（厚唇往往是有色人种的特征），随着二战后种族文化政治的和解和种族偏见的消失而得到承认，人们从那些丰满的唇形中心满意足地获得了对某种似是而非的“原始生命力”的想象。每一个模特都会羡慕那种肉感，情欲洋溢的厚唇，甚至不惜通过药物手段向此标准迈进；而你在街头的广告牌上，随时会看到一个漂亮女孩，而她的漂亮来源于她的厚嘴唇。

据说，世界上最性感的嘴唇是安吉丽娜·茱丽的厚嘴唇，它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骄傲。它骄傲，因为它在一张阳光十足，种族特征并不明显的脸上。它所辐射出的性感既无比张扬，却又具有确凿无疑的自主感。而这时候，自我与他人的目光，男性与女性，种族文化的“政治正确”达到了恰好的平衡，毫不勉强。

一个女孩曾经对我说，她喜欢的男人的嘴唇是薄薄的。在这个时代，男人也必须接受美学的审视，而不再象传统社会里可以躲避在美德和事功的盔甲里扬扬自得。与女性的唇形背道而驰，以往敦厚嘴唇所表征着的规范道德感被一种更为轻松或者是轻佻的标准替代。因为女性不再要求男人是某种道德可靠的丰碑，而一张薄薄的、灵活的嘴唇让男人彻底摆脱自身的文明枷锁。是基诺·李维斯的，是约翰尼·代普的，或者是裘·德洛的薄唇，让他们登上了性感男士的排行榜。女孩都期望自己的男友有着微微弯曲的薄唇，满不在乎。不过你要小心，我所见过的男人中，最漂亮的薄唇是汤姆·克鲁斯的，高贵，苍白，然而那是出现在《夜访吸血鬼》当中，它透露着令人着迷的邪性。

唇永远在运动，它不干什么，只是毫无功利性的运动着。然而唇的动作又带着举重若轻的微妙。只有唇运动时，那种潜藏于意识深层的情绪才溢出、扩展和弥漫。对嘴唇瞬间即逝的迷恋，是所有人的情结。达·芬奇曾经花了十二年时间用画笔来捕捉那个神秘的微笑，类似的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男孩也会为眼前他所爱的女孩微微开合的嘴唇感到短暂的眩晕。在一切情欲高涨的时刻，我们都可以发现嘴唇在其中的催化作用。当麦克尔·道格拉斯意乱情迷时，萨朗·斯通在光线黯淡的审讯室里，微启朱唇，探舌轻舔，而金贝·辛格看到米基·洛克永远微微上翘的，嘲弄似的微笑，她随即陷入了九周半的疯狂欢乐。让你的爱人对你怦然心动吧，其实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有一双向远方凝视的眼和不经意撅起的嘴唇

嘴唇最终会抵达相遇的时刻，唇所期望的是同另外两片嘴唇温柔或狂野地接触 。台湾现代诗人朵思看过罗丹的雕塑《接吻》后，写道：“薄薄的唇，重复演奏波西米亚式的甜言蜜语” 。此时，那对传递着躯体神秘信息的嘴唇不再只是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的观感对象，而是通过湿润、质感和温度被品尝和触摸。在身体的象征意义上，接吻模拟了一次进入身体的过程，那是一种甜蜜的邀请，一种身心投入的契约的开始。然而此时，嘴唇无比谦逊地把它招摇的位置让给口腔和舌头，让它们尽情地快乐缠绵。它的重大使命已经完成，唇已经自我终结。但它仍然可以耐心期待，一切结束后，再次回归。因为，相互进入式的理解与探询毕竟是短暂的，而身体的内部秘密则是永恒，唇才能懂。

艺术品类别的区分往往以制作的材质为标准，而文身绝对是一种“身体的艺术”。

在所有关涉身体的艺术中，“人体彩绘”与文身，貌似类同，甚至“彩绘”还被视作文身的现代流变。然而，这二者占据着同一材质的两个极端。前者色彩艳丽，却是对文身浅表层面的当代戏仿，展示后会在浴室里被洗刷一空；而后者则深入肌理，注定一生一世难以磨灭。人体彩绘之于文身，犹如一日沙雕之于千年石刻，春光咋泄之于刻骨铭心，一夜情的轻松之于与子偕老的深沉蕴籍……

在所有的艺术中，只有文身才能如此吊诡地在肤浅与深刻，疼痛与快感，残缺与完美之间建立起隐秘的纠缠，却决不折衷。

文身制作的基本程序是以某种针状物刺入肌肤，刻画出自然物、图腾或几何图案，再用染色的颜料渗透其间，令其显形。尽管使用的工具与具体方法有所区别，——最原始工具如鲸骨或是兽牙，或是后来日本式在木棒绑上的小针，乃至现代小型的“电针机”；风格亦有粗犷的割痕或精细的刺纹之分别，甚至还有染色与不染色的不同，但是文身始终没有省略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有预谋的残损肌肤、微微的疼痛和无法褪却的印记。文身犹如一次严肃的仪式，在其象征的意义上，其实是“文明”对“原始”的入侵与占有。一种被小心翼翼模拟的惩戒性暴力在肌肤上施展，留下另其无法逃避的人文烙印。这是文明与自然达成的妥协，野性的疯狂、血性的激情以致青春的莽撞都领受着这种驯服的仪式，而同时，身体也恰到好处地以这种带有自虐意味的后果，隐晦地炫耀着它潜藏的原始冲动与诱惑。

所以，文身的历史几乎是一个社会规范对身体节节胜利，但终未彻底成功的历史。尽管有人设想，最初原始人是从那些被野兽或敌人所伤害的勇士身上的疤痕上发现了文身的刚毅之美，但证据确凿的是，文身被普遍使用，是族群的标志。古代典籍记载南方蛮族“劗发文身，以象鳞虫”，“剪发文身，灿然成章，以象龙子”，类似的行为迄今还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尚有残余。不过许多民族学的例证表明另一个基本的事实，往往只有男性成人时才有文身的资格，在文身的痛苦后接踵而来的是追逐女性的权利，还有性的愉悦；而对于女子而言，纹身多在结婚前一天才施行——“成人”意味着将成熟的性交给群体管束，才获得行为的自由。

区隔罪恶也曾经是文身的重要功能，中国古代的““黥”，“墨型”即为这种严厉的身体刑罚。对于那些曾经刻意以血性和暴力冒犯社会的身体来说，既是一种隔离，又是纳入管束的手段，中外亦然。但奇妙的是，总是那些罪恶的身体，游荡人间，勾搭着人们潜藏的情欲。《三个火枪手》中年轻高贵的拉费尔伯爵阿多斯在自己的新婚之夜发现，被自己视为女神的新娘肩上纹着一朵妖艳的百合花——曾经犯罪的印记，他于是远离家园，成为了火枪手。而十年后，他的年轻朋友达达尼昂在一次危险的艳遇中，从情人白皙的肩上看到了同样一朵。这个叫米莱狄的美艳女人始终是火枪手们最狠毒的敌人，就象书中所写：

那双瞪得可怕的眼睛，那对苍白的双颊，以及那两片鲜红的嘴唇，他被吓得惶恐起来；犹如逃避向他爬来的游蛇……

其实，这种文身所代表的是让男人，或者是正常社会十分困惑、恐惧却又莫明迷恋的性感意象，邪恶却令人无法自持。

在较近的历史年代里，文身的意义由管束转化为身体刻意的自我放逐。某种秘密社团的成员和飘扬过海的水手是文身的主力。那些喋血街头的，或四海为家的男人，他们布满奇异花纹的身体漂泊在文明正常的社会轨道之外，而他们不可预知的未来，是过于正常的文明社会中浪漫却不切实际的迷梦。突然想起，据说，现代文身始于二战中的女孩为了向在远方征战的爱人以示忠贞，在身上各种部位纹上他们的名字与容颜。但是，在被旁人喜闻乐见的忠贞外，但又怎知不是那些寂寞青春隐秘的出轨，如同那句已经被用滥的名言，“生活在别处”。

“成人仪式”、“罪感”与“自我放逐”，这些曾经清晰的历史渊源在现代社会的文身意味中已经面目模糊，但却古怪地沉淀下来，糅杂在一起，与每一个身体上不驯的意志心照不宣地相遇。文身在现代如此散发出诡异又令人着迷的气息，绝对与那种无法祛除的原始情愫的化合作用有关。

我们常常看到激进的反文化运动分子的革命宣言、另类象冰岛的BJORK那样的女人们身上脸上的灵感符码，或者在北野武影片中青春懵懂少年成长的愤怒和岩井俊二的《燕尾蝶》中那个挣扎在底层女孩所渴望生命的自由，这些都一一被纹上。在这个什么都转瞬即逝的年代，我们的心灵注定一贫如洗，几乎任何一种无法辨认的冲动与痛楚都会寻求这种只有身体才可把握的铭记方式，多么赏心悦目又无比绝望，只有自己才懂。

文身终将停留在“性感”之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令人兴奋的话题。确实，没有比娇嫩的肌肤上的诡异图案更能引发性的幻想了，甚至那些精心雕琢的纹样本身就带有性的暧昧意味：比如蠕动的蛇，比如纠缠着螺旋，比如那些永远绽放着的妖艳的花朵。据说古埃及妓女的木乃伊肚皮和乳房上发现了文身，说明那时人们已经有意将其作为性挑逗的手段，而在《水浒传》中浪子燕青“一身雪练也似白肉……似玉亭柱上铺著阮翠”，连京师名妓李师师看了，也“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尽管人们早感悟到了那种精致的诱惑，但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无法把握它的确切意味，只留下大堆言不及义的叨叨絮絮。在我看来，只有上个世纪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成功地抵达了它的核心。他的处女作，小说《文身》中那个少女背上硕大的蜘蛛，记载这反复受虐和自虐的历程和感受。原来它的性感来源是如此原始和简单，只是将原来文明体制的力量置换成为了我们的欲望。

然而，一切都会被时尚蛊惑和捕捉。文身开始出现在安吉丽娜-朱莉妖艳的背上，出现在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的腰间，或者是那些NBA壮汉男性荷尔蒙四溅的臂上……文身的角色转化成一种被制造出来的性感元素，可以随心所欲地拼贴。当一场T型台上模特展示他们精美的文身，SHOW来SHOW去时，我们知道，文身开始脱离了它与生俱来的沉重意味，已经被彻底地舞台化，文身在最绚丽的时候堕落了。我们还知道，永不停息的时尚运作定会让这种华美绽放到底，但日益苍白是它唯一的宿命。

都市中，一种貌似文身效果的小商品——“文身纸贴”被普遍使用。其原理大致是以某种事先印制好花纹的贴纸覆盖在身上，揭掉即成。这种流行的玩意可以让一个女孩在夜色中媚惑妖冶，然而不妨碍她第二天擦洗干净后的纯情。甚至图案也由原来诡异而迷离的风格变得恬美可人，有的还殊为卡通。疼痛与残缺被轻松地略过，用完即去，其生命周期与人体彩绘基本处于同一时段。这种文身的“彩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快餐文化的精神胜利，是“瞬间”对“永恒”无比浅显而快意的征服。就像某位发誓要天长地久的忠诚爱人欣然向着一夜情的欢床藕断丝连地出走，也或者是一次成功的逃亡。

 

 

 

 

 

 

 

　 这一集我要先唠叨一下不同国家或民族各自音乐风格的产生，其实也不算全面。我又左删右减，怕太长看不下去。音乐靠眼睛而不是靠耳朵，总有点隔靴搔痒的意思。。。只好先将就咯（希望我的音乐很快能放上来，这得靠“浩叔”帮忙了。。。）

这是我N年前看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期刊上的一篇文字,因为喜欢,所以翻译了一下.

 

         任何社会，不论过去现在，都有自己的节日。世界上的节日就象一幅多姿多彩的织锦，有宗教的神圣，有世俗的放纵；有个人的孤独，也有集体的温暖。在过去的农村社会中，毫无变化的四季轮回和周而复始的劳作生活，使节日的出现具有了某种强烈的社区精神。在那些开心的日子里，人们可以忘却日常生活中的苦恼和艰辛。不过现在那些传统节日中的宗教意味正在逐渐消失。随着大量流行乐和体育活动在节日中的激增，饮宴作乐的意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流行。

       盛宴和节日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他们是传统的庆祝活动还是民间传说的片段反映？只有在遭遇不同文化时，才有可能抓住每一个节日的原始性和确实性。历史学家，人种学者和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节日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表现的行为，一种不断更新的宣言，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怀念或渴望乌托邦的一种反映。

        法国社会学家德克海姆本世纪初就写到：盛宴和节日是某一群落的人民强烈的热情胶合在一起产生的一种他称之为是“泡腾”（EFFERVESCENCE）的现象，代表了人与自然法则的关系，并作为一种风俗由此联系起一代一代的社会成员。

        同一时期完全不同的说法来自另一位作家富来则尔。他认为节日和盛宴是为了把伟大的信仰和神话体系代代相传。通过这些主要的庆祝活动，形成了宗教，神话和政治。同样的说法也在其他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发现过。

        其实，盛宴与节日的精神可能对于外部研究者和参与到其中的人而言，是同样难以界定的。与其努力寻找出一个共同的标准，不如让我们从今天的节目中试着了解一些简单的概况。

        有些节日是生命中的一些里程碑----生日，婚礼，葬礼。这些以性别单元参与的社区活动，比如婚礼，可以说世界各地区别都不大。比如说，突尼斯南部 多淄的结婚典礼是这样的：晚上家人们都露营在一个沙丘旁，新郎们在一个帐篷内等待他们未来的妻子。而妻子们则会在一群载歌载舞的群众陪伴下，骑着单峰驼而来。新娘到达之后，所有的人开始赞颂生命并狂欢。在尼泊尔，这个时间是在白天，同样是由新郎准备婚礼，婚礼上大家的回应也一样充满神奇的激情。

        在撒哈拉南部的卡萨曼斯，死亡之旅也同样能被社会化。一个出殡的灵柩被装饰着牛角，走过街道，人们在周围兴奋狂欢。巴西萨尔瓦多郊区的孩子们会跟在出殡的棺木后面又笑又唱。死亡的盛宴把阴森的死亡主题转化成了诙谐的胡闹，似乎传达出的是人们在寻求摈弃无法逃脱的死亡所带来的极度痛苦。

        另一类的节日被描述为“有益健康的”活动。这种活动场面壮观，再现了过去消失的记忆。有一个例子是，在玻利维亚的迪亚不拉达，印地安少数民族和手工艺人打扮成古代印加王朝人的模样，象征性地与当时的统治者圣乔治进行斗争。另一个例子是，安达鲁西亚的节日叫“罗西欧”，在那里，阿拉伯人、基督徒和吉普赛人的寓言故事相互重叠。在东南部的巴西海岸的一种庆祝活动是幻想般的模拟表演和非洲式的舞蹈。这种活动一般都在海边，而且海也是一个象征，据说是海给了他们生命。

       基于仪式的节日，遵循完全不同的秩序。这种礼拜仪式使得这种节日具有一种戏剧性和美学意义上的高贵。印度尼西亚的木偶影戏就属于这种类型。同样，印度的舞蹈戏剧在圣水恒河中集体洗浴，还有亚洲佛教各种庆典都属此类。欧洲历史包含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罗马基督教神话的大量叙述中。他们的某些精神保留在了墨西哥城主教堂的宗教庆典中。

        城市的节日，象古代雅典的游行、中国帝黄的庆典、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皇家进场”等也有不少。其他更多的严肃的城市庆典是有关人民与国家建立者一种象征性的周年纪念。比如国家独立日，国际劳动节等等，是一种政治意义的标志。

        哪怕是最简单的节日，也离不了饮宴作乐。很多小型的庆祝活动，仅仅是为了娱乐，聚在一块儿分享快乐。古希腊的群众聚餐被称为“爱的盛宴”。无论城乡，聚在一起宴会，载歌载舞，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庆典。

       所有这些，不同文化和宗教的节日，从形式到意义都表达出一种生活态度，几乎也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烈追求。这就是行为的形而上学。巴西东北部的非洲人在作为奴隶被运到“新土地”后，保留了一种叫做“尤鲁巴”的节日。鼓点阵阵，舞姿狂乱，这都是对失去故土的一种追忆。尽管过去这些仪式被压制了，尽管有些方面被曲解了，但他帮助奴隶们在奴役和贫穷中保留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法国人类学家卡洛意司写过：“粗鲁的骚乱把统治集团推翻，这也是一种节日”。另外一位人类学家巴泰列相信，盛宴具有这种力量，足以摧毁已建立的法则。从这一方面看，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一场节日。当然这些时刻很短暂，但他们所引起的骚动却是新观念和新渴望的滋生土壤。如果没有盛宴和节日，人类文明的进程也许要缓慢得多吧？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想到的是一幅两格漫画。第一格：一个无奈的秃头男人；第二格：秃头男人衷心的傻笑，因为头上长出了一圈新发----仔细一看是条形码。我在窃喜漫画家的童心时，也惊叹他对现代社会的预见性。虽然我们并非人人秃头，可我们的人生就象秃子头上的条形码，被符号化了。前两年流行一个词“数字化生存”。我琢磨，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秃子和非秃子的生存方式一样，其实都是缩写成的一串串阿拉伯字符。

 

想想，从你出生时的第一组数字----出生年月日开始，阿拉伯字符就跟随你一生了。我儿子去年上户口时，除了这组数字还有一串铅印符号在户口本上，打听后知道那就是他将来的身份证号码----有些后悔，早知道应该去挑串吉利的数字。手机可以挑选好多个9或8什么的，念起来象绕口令，为什么身份证号码不能让咱们也找找“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感觉，那样岂不更容易记住张三李四。

试想，如果咱们是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有个性的身份证号码就象条形码一样，表明：你除了吃喝拉撒还会手艺；他虽然不会手艺但吃得少省钱；我虽然不会手艺吃得也不少但能说会道；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条形码”不仅让你区别于其他人，还能激发购买欲望呢，尤其对年轻人（未婚的）有利。这样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国家怎么楞没想到呢？

 

为了解释清楚条形码和生存方式的关系，我不惜再拿我儿子举例。

 

为了我儿子的明天更加美好，我们全家决定，他应该拥有一个自己的银行帐号，存折的密码就是他的生日，当然得打乱序列以防贼（恕不能在此公布）。这样，我儿子在14个月大时，就已经代表4组数字了。这4组数字各司其职，互通有无，树型结构最终指向我儿子。这让我想起中学语文课学的“借代”一词。

 

写到这儿你会说，14个月大的孩子，身上的条形码怎么也比不上一个成年人的多，这个例子不够有说服力。但是我认为，有递进的意思----咱们想象他很快成长起来了吧。

 

到了上学年龄，我儿子有了学号。记得我上中学、大学的时候，学号是有特殊意义的。它们就是我考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名次。虽然都是阿拉伯数字，可不同的组合排列出的却是或意气风发、或灰头土脸的境况，十几年的学生生涯就是它们定的性啊。往事不堪回首。

 

好不容易混到大学毕业。即使我儿子不是学计算机专业，他也应该熟练掌握了电脑。因为，那时很可能每个学生必须通过4级才能拿到毕业证，就跟英语考级一样。下班后，我儿子习惯于把大量时间都粘贴在电脑前，上网，收发EMAIL，他的朋友远的就OICQ聊天，近的就煲手机粥----边煲边喝我煮的夜宵，皮蛋瘦肉粥。他想起朋友就和朋友想起他一样，总会第一时间在计算机或手机的键盘上敲打出不同数字组合。这些数字组合排列出一个个模糊或清晰，喜欢或腻歪的某张脸、某个古列特头、某条花裙子……

 

不能总在家腻着啊。我不厌其烦的唠叨就象一把叉子，有时也能把儿子叉出去。感谢WTO，咱们到我儿子大了那会儿，出门大都有四个轮子。房子外边就是那些撒丫子跑的车子，每辆都把名字挂在胸前臀后。那个白得没血色的叫1234，那个黑得伸手不见六指的叫4321，等等不一而足。我儿子跟每一个别人一样，附着在车上时也就有了另一个“条形码”，驾照号码。如果车牌号的意义在于车与车亲密接触，慌张逃窜时后面追上的那一嗓子：“我记住你的车号了！”，那么驾照号的意义就在于自以为逃亡成功，结果遭遇警察路边的伸手一拦：“停！请出示证件。”

 

就此打住，我想我已经把我儿子，不，把咱们的条形码生活一一展示给你看了，肯定有挂一漏万的地方。你可以沿着我给你的思路去展开和补充。银行帐号，信用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呼机电话号，车牌驾照号，医院排队号，考场考号，等等等等，任何你想得到的代表过你的号码，你会发现，各种号码把你跌宕起伏，变幻奇妙的人生简化成十个阿拉伯数字的分分合合，一直到死。

 

这有点象电脑游戏中的积分器，不停变换数字组合，最终所有数字消失还原成一个0，屏幕随即出现“GAME OVER”，只留下玩游戏的人楞在屏幕前，一时没法回过神来。我有点疑惑这种条形码的生存方式：为什么越进步越简单？真有些怀念物物交换的原始社会，他们从生活的一头羊里看到的是老婆的首饰，孩子的糖葫芦串，甚至青楼女子的掩嘴一笑，那是多么古典和有质感，伸手就能触摸到的实在啊。

我的一位好友与我的“电驴”坐骑之间好象有某种隐秘的关联，带着几分宿命色彩。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摩托车油表早坏了，所以加油的事我都是估摸着来的。这位朋友曾经借用我的摩托车。还给我的第二天，我就被摩托车抛弃在烈日炎炎的路边，举着一张汗脸前后张望：“加油站，哪儿有啊？”那会儿盼加油站就象盼亲人一样，同时想立刻出现在那个朋友面前大骂&#$*！
这样尴尬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N次。再后来升级成哪怕只是这个友人搭乘过我的车，我第二天也得往加油站跑。
写到这儿，我发现忘了交代一个重要线索：这种事情发生的前提是每回我的车都是刚吃饱不久。还需交代一个重要后果：自从我发现这个可悲的秘密之后，但凡他的尊臀在我可怜的车上落座过，第二天你肯定能在某个加油站发现我，带着一种隐蔽的先知般的木然表情，心理活动其实很激烈：到底怎么回事？他的“揩油”本领是特异功能还是某种奇特的心电感应？为什么他和它一接触，它就神秘地丧失了行动的力量，心力好象特交瘁了一把。实在想不通，我就在沉默中变态地想：难道他和它有一腿？！
“加几号油？”正胡思乱想之际，油站小伙一声闷响打断了我的思路。
“97号”，我一边机械地回答，一边自言自语：“加油的时间又到了”。

 

(98,99年还是oo年写的?忘了)